人的生命就像草：开花，枯萎，然后被火烧掉。
——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》
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
原标题：《伊莲娜·冈察洛娃口述记录》
我们难以与世隔绝；因此，一件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发生在了所有人身上。你要我说我的故事。可是，这只是我的故事吗？只是他的故事吗？只是那个人的故事吗？我无法给出一个清楚的定义。
一个人的快乐，就是我们其余二人的快乐；一个人的痛苦，亦是我们其余二人的痛苦。我觉得，这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回忆，是所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的故事。
那年，战争进行到一半。苏瓦克军碾压过三分之二的直帆，从西一路直逼向首都青森，我所在的西寺作为首都前的最后防线，不得不迎来一场封锁战。
对十岁左右的孩子而言，封锁战的意思就是：这个我们生活、奔跑、嬉闹过的城市像广播里提到的许多城市一样，变成了一个斗兽场。与古代不同，人们驾驭的不是狮虎，是坦克和飞机；冲向对方的也不再是刀刃，而是炮弹与火药。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粮车列队入城，只有数不清的士兵们，穿着军绿色的粗呢服，像一大片行走的树林，栽进西寺来，带着堪比朝阳灿烂的炮火。
那一代西寺人，大多是没有父母的——或者说，至少是没有父亲的。起码你问我们中的大部分人，他们都不会记得自己父亲或兄长的容颜。但不少母亲活了下来，以艰难得不忍回想的形式。在这样缺乏亲情与温暖的时代，没有母亲的人是尤其令人可怜的。而我与戈亚斯就是 “最被人怜悯” 的那一类。
我的父母及两个哥哥都死在了前线，以上尉、护士、步兵与飞行员的身份。天上有过我亲人的身影，地上融着他们的血与骨。我被留在了西寺的寄宿学校。放到现在，如果你是战争英雄的遗孤，你在学校大约会有诸多便利；但在那时，战死的人太多了，比死于疾病和车祸的人多得多，我的家人不过成山尸体中的一方泥土，纪念碑铭中的一方角落，我自己也只是万千孤儿中的一个。但戈亚斯的情况与我们这些战争遗孤不一样，他在炮火响起之前的和平年代就没有了父母。
“我是被抛弃的。”
他说起这件事时，语气像是在说自己的生日是几号一样平常。
虽然保育员给了另一个说法：他的父母是因为传染病去世。可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死了就是死了，我们都被逝去的父母抛弃在了满地战火的人间。
就这一点而言，我并未感觉自己与他有何不同。
在西寺熬过漫长的两年封锁后，终于，城墙有一扇小门打开了。老师与活着的母亲们立刻将一层层外套给我们穿上，让我们排队走进油罐车。颠簸旅行带我们去到偏郊区的苍石。下车后，我们得到了久违的新衣服和一片色彩绚丽的荒原。乍一看，好像满目都是可以吃的草叶，但老师们却互相叹息：苍石没有食物。
春末的苍石，绽开的花皆为毒花，甚至人手不能沾到花汁。它们肆意生长在这清冷城市的夹缝，鲜艳得令人发憷。
整整一年半的苍石生活，每个小孩的心中都只顾念着一件事：去哪里能填饱肚子？
那时，苍石的地面已经寸草不生，跟参加过上一次战争的老人们的头顶一样。生者相食。除了毒花，目所能及的一切堪入口的东西都被吞食殆尽，偌大的中心森林公园竟被刨挖得只剩灰黄的沙土地。我们在苍石的一天常常是这样开始的：老师与母亲们像遛宠物一般把我们领到公园解散，我们一群孩子趴在积雪未融的地上，用手指抠出一切看起来能吃的东西，刨开沙土找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。至于动物——已不太能见得到，到了林间黄昏，甚至连乌鸦的鸣叫都听不见一声。现在的人们总开玩笑，说西寺人啊，苍石人啊，什么都吃！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过去？我们的童年就是 “咽下一切嚼得动的东西” 。
但我跟在戈亚斯后面，就不用和其他小孩一样抓来丑陋的昆虫，迫不及待地生着往嘴里塞，然后被针或毒液折磨出高烧。我跟在戈亚斯后面，就能吃到草根。
你一定觉得这很可笑，但在保育院的同龄人中，能吃上无毒的草根，就是奢侈的奇迹。我们到得太迟了，苍石人在离开前，早将城中一切能吃的植物连根扔进锅里。按理说，在这个除了毒花一无所有的美丽荒野上，能找到几片毒性不那么强烈的叶子已经是了不起的收获，可戈亚斯总有本事在大片毒花间找到几把能吃的草根。等攒够了一小篮，他也不上缴到保育院的母亲和老师那里，而是偷了口锅，午休时间拉着我溜进林子，自己煮着吃。
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，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。戈亚斯回答：是鸟儿们帮他的；他听得懂夜莺的歌与麻雀的呼唤。只要我们不爬上树与它们争夺食物或捣乱它们的鸟窝，鸟儿们就会告诉他哪里有能吃的草根。尽管如此，常常四处奔走一下午，我们找到的的草根煮完也只有几勺的量。为了让食物的分量看起来更多些，我们把作业纸撕碎，和着草根，煮成一锅白花花的无米粥。
戈亚斯找到的是一种外表有些像萝卜苗的叶子草，我现在还记得它的味道：叶子苦涩，薄薄的，味道像老蔫了的辣薄荷，但根部甜而厚实。用雪水洗净的肥厚草根似白玉条，一口咬下去，蜜水溅满唇齿。在那连每日定额配给的面包都带着霉酸味的日子，一口甜物，哪怕是带点清甜的草根，都是至高的珍宝。
这是只有戈亚斯能找到的草根。
戈亚斯分给我吃，因为他说我和他很像，因为我是整个保育院里唯一愿意和他做朋友、陪他在公园里绕圈的孩子。保育院其他的孩子们因饥饿而丧失了意志，他们有上三日找不到菜，就放弃了，瑟缩在废弃民宅改装的临时教室里，瘫在长椅上，嘴里嚼着作业纸和泥土饼。
“每天要做的事好好做，才配有东西吃。”
比我年长一岁的戈亚斯这样告诉我。
* * * * *
我们来到苍石的第二个初冬，保育院来了敌国苏瓦克的俘虏，总共十二人。
老师说，他们从东坂的煤矿被调来，到保育院旁边被炮火袭击需要重建的的街道上做苦工。在课本上，在母亲们的传言中，我们都听过太多关于敌军和俘虏的可怕故事，以至于当他们经过教室的窗前时，我们都像丛林中端着枪的狙击手那样屏住了呼吸。
他们的双手被麻绳束着，血在包着骨头的皮肤上流淌。他们排着队，棕黄色的麻绳把他们串起，他们像一大捆长了腿的发乌了的香蕉，慢慢挪动过窗前。他们身上裹着的黑色麻布满是煤炭与冰雪的清冽气味，烂布条荡在他们弓起的腰背。他们仿佛还在矿道中行走。
我们鸦雀无声，只敢用眼神偷偷而好奇地跟随，看着沉默的、垂着头的他们慢慢经过窗前。突然，仿佛感觉到了我的视线，队伍中的某个人回过头来。当我和他四目相对时，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挺直腰背，呼唤了一句苏瓦克语。
那句话好似无形的手，抓紧了系在这些行尸走肉般的俘虏身上的木偶线，把他们猛地提拉起来。一时间，队伍里的人们此起彼伏地呼唤着这个词，他们纷纷站直，迈起了军人的步伐。
穿着我们国家的军服的人大声呵斥，用枪托给领头站直身的那个俘虏狠狠来了一下。他一声没吭，摇晃着跪倒在地。队伍就在我们窗前停下，等他重新站起身。但他的手被捆着，没办法撑坐，士兵就地拎着他的衣领，粗暴地把他揪起来。
“那是一个上尉。”
戈亚斯悄悄说。他趴在我旁边，眨着明亮的眼眸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我身边的一个小姑娘问。我听见她抽噎了一下。
“因为他是在发号施令呢。” 戈亚斯压低声音，“好惊人，我以为上尉是不会被俘虏的。”
就在我们的身后，保育院里的母亲们也看到了这一切。待到那一队埋在煤渣里的枯枝完全消失在了窗边，幸存的母亲们方用手帕捂住脸，小声哭起来。我们还没看够呢！正新奇着，就被大人们的眼泪弄得一头雾水。就在我疑惑她们的眼泪的时候，保育员出声招呼着我们：“好了好了，孩子们，都回到座位上去，这两天可别出去了……”
我是很多年后，在我孩子的大学苏瓦克语公开课上才知道了那个词的意思。那天我本在后排坐着，昏昏沉沉，戈亚斯也是，可当老师在讲台上讲到那个词时，我们两人都猛地坐直了身体，就像那时听到那个词的俘虏们一样，不由地挺直起腰板。
在苏瓦克语里，那个词是 “小孩子们” ，也是 “亲爱的孩子们” 。
我不会忘记那个词……那个人呼唤那个词时，就像我们呼唤 “春天” 一样。
两天之后，我们就又见到了那个人。中午的数学课结束后，我和戈亚斯如往常一样打算溜出门去公园里找草根，却被几个老师挡在了门口。她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在狭窄的门口，化为透着光的栅栏。我们走到门边的时候，她们正围着一个人争执着什么。
“……这里什么也没有，这里什么也没有……”
“我们的孩子每天只有半块面包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“……离开这里，我们不会允许你踏进这里一步的！”
“你以为只有你会用枪吗？我们西寺，就连姑娘都是抱着猎枪长大的！”
像是为了使自己的威胁更像回事儿，一个母亲转过身来，要去玄关拿枪。看到我和戈亚斯，她连忙把我们往走廊深处推：“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快去告诉其他人，都跟着玛尔塔小姐到二楼去……”
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，我们还是瞧见了她们所竭力挡住的危险——一个柴干般的身影，一头深茶色的头发，灰扑扑的脸。一个俘虏。我们看到他没有拿枪，只远远地闻到熟悉的灰尘和煤炭味。
我们听见那个声音说：“……好的，夫人，很抱歉打扰你们了。”
我们听得懂他的话。
如果不是他布满灰土的衣服上那个黄色的俘虏标记，我们不会相信他是个苏瓦克俘虏，因为他用流利的直帆语来与我们乞食。那之后，他又有好几次路过我们的门口。但他来过几次，就被挡在门外几次。每一次，他都是在向我们要吃的，而老师和母亲们给他的答复也永远是 “没有，没有” 。
没有人撒谎。保育院里，从最年长的老夫人到最年幼的、刚开始识字的小孩，每个人都吃不饱。我们自己的食物尚且匮乏，更何提把宝贵的救命粮送给侵略自己国家的人呢。
每日定额配给的面包从大半块缩减到半块时，苍石的土地被雪层层覆盖。课时越缩越短，我们睡得越来越久。没人再管我们出不出门了。没有母亲的孩子们跑出门去，抓起地上的白雪，大口地往嘴里塞。久空的胃承受不了如此冰冷的食物，他们就倒在地上，蜷着身体，等待胃痛过去，再继续吃雪。
戈亚斯却还没放弃。他拉着我走进白雪之中，在树根边蹲下，用跟锅一起偷来的小刀扎进树皮里，用力刮了片刻，割下一块海绵样柔软的树皮。
“这个也是可以吃的。——怎么样？”
他用袖子擦干净那块米白的树皮，塞到我嘴里。我咬住它，细细咀嚼：干巴巴的，没有汁水，尝起来像一小叠草纸；嚼几下后，就变成了一小口渣子。
“如果有草根就好了。” 我给出了评价。
戈亚斯长哼一声，伸手刨了刨树边的厚雪。
“那得把雪刨开才能知道有没有。” 他笑嘻嘻地说，“要一起刨吗？鸟儿们已经冬眠了，我们得靠自己啦。”
那阵子，在从公园回到保育院的路上，我们总能遇见几个俘虏。当然，每次也就只能见到两三个，从来没有过十几个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。他们或搬着石块，或拎着油漆桶，像蚂蚁样搬着比自己重许多倍的材料。板结的长发下，低垂的头颅与一张张脏污的瘦脸，镌着躲闪的神色。那畏缩、窥探的眼神刚一和我们目光对上，就飞快地垂下视线。等到我们假装移开了眼，他们才敢重新从脏兮兮的头发后面抬起眼皮，默不作声地观察着我们。这副样子一度让我忍不住以为我们——而不是他们——才是上过战场、知道怎么用枪的人。
看守他们的士兵经常坐在我们保育院的门口的长椅上，端着长枪喝酒，注视对面缺了半边顶的教堂，偶尔走过去检查。如果看见我和戈亚斯离他们太近了，他们就会含着满嘴酒气冲我们喊一嗓子：“孩子们！走快点，离远点！小心他们传染你们！”
十几个俘虏，只有两个士兵看守，你一定会想问我们怎么不害怕？因为苍石的闭塞与贫瘠。苍石三面环山，积雪终年不化，甚至唯一一条出路，通向的地方在那时也是战场。一到暴雪天，那条路便被大雪封死。冬天的苍石，别说外国人，就连我们本国中北方的子民，都难以走出——那可是自幼与此等冰雪为伴的人啊。
俘虏们是逃不出去的。东坂的煤矿在深山里，他们在西寺封锁战开打的第一年就被俘到那里去挖煤。如今已经是他们成为俘虏的第三个年头，在井下，他们的肺早已满是灰尘，如今就连正常呼吸都是一件难事。缺乏御寒衣物、食物和药品，他们中没人能活着逃出冬天的苍石。他们似乎也已麻木于自己的身份，低头作着劳工。
就和我们一样，他们不得不留在这里。
饥饿像一条纽带，把苍石的人们串联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吃的，俘虏们也没有吃的。
饥饿的苍石，只有毒花不分四季地绽放，美丽而致命。毒花开在雪中，就像一簇簇鲜血。
一天午后，我和戈亚斯去刨草根时，在公园里撞见了一具灰扑扑的尸体。他手里抓着一把艳丽的花瓣，齿间还衔了一片未嚼烂的，和着血挂在嘴角。他的金发在花丛中，像不合时宜的野草。
我惊得叫不出声。戈亚斯把我拉到身后，蹲下去试探那人的鼻息。
“已经没救了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戈亚斯站起来说。
我们面面相觑。
我不知道该告诉谁，更不敢相信眼前这俘虏已经死了——不能吃这种花，连我们之中最小的孩子也知道啊！
“我们要埋掉他吗？” 戈亚斯抓了下头发，犹豫着问我。
“我们埋……埋不掉，他太……太大了。” 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戈亚斯想了想，拉着我往回走去。我们拐了个偏路，从侧门摸进教堂。被炸得半露天的教堂里，只有几个身影似蜘蛛一样攀上攀下。
“让他们自己人来埋。” 他说。
“可你不会说苏瓦克语。”
“没事，这里有人会说我们的语言。” 他压低声音，“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总来找我们讨饭的男人？”
我皱起眉头，“这太危险了，万一……万一他们有枪……”
“他们没有枪。”
“但他们一只手也能拧死我们。”
“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和他们说。”
他好像是下定决心要让那俘虏有个坟墓一样。我虽然为他这突如其来的执著感到困惑，但还是咬咬牙同意了：“我……我和你一起。”
他勾起笑容，拉住我的手。我们走过排排木质长椅，走到讲台上，他清清嗓子，大声喊道：“有——人吗——”
墙上的黑影们停下动作来，数种视线从幽暗中聚集到我们身上。戈亚斯咽下口水，拽得我手上的骨头都咯吱发响。
“上尉——在这里吗？”
……小孩子，亲爱的孩子们……
那个苏瓦克词好似烟雾，从各个角落升起。正当我几乎要吓得哭出声来、戈亚斯的脚也开始往后挪时，左方的梯子上跳下一个人影，靴底在布满砂石的地面上摩擦，发出粗粝刺耳的声音。
“请问，有什么事呢？”
是我们熟悉的、听得懂的话语。那个声音曾飘荡在我们的门前。从教堂缺口的顶上洒落的昏暗的、冬天特有的朦胧光线，映亮了来者的头发与面庞。
那是我们第一次看清他的脸。
我认出他的确就是第一日被打倒在地的 “上尉” ，忍不住往戈亚斯身后躲去。不，与其说是害怕，不如说我心中对他怀着愧疚——又为这不忠诚的愧疚而自惭。
我心中暗暗把他同我想象中的苏瓦克士兵相比对：与我的想象不同，他长了张并不可怕的脸，眉宇间气质甚至能称得上和善；右眼下方，一道几齐鼻尖的细长伤疤歪斜地刻着，却因他和气的微笑而不显得瘆人，只是看着有点疼罢了。他中等身高，有半张脸都隐在那顶沾满了厚厚灰尘的卡其帽的阴影里，从帽檐下散出些许茶色的头发。双膝前，他裤子的布料已经磨出了线。
可他说着我们的语言。他温柔的嗓音令我很难把他归类为林间那群嗷嗷直叫的苏瓦克士兵。
戈亚斯往前迈过一步。“你就是上尉吗？” 他的声音发颤。
“这……” 来者苦笑，“抱歉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“不管你是不是，” 戈亚斯说，“你是苏瓦克人，对吧？有你们的人在中央公园那边中毒死掉啦。你们还是找个时间去把他埋了为好，不然扔在那里，怪吓人的。”
那人颤抖一下，转过身去，向三面墙呼喊了一声。墙上的身影——连同一些我们原先没能看见的影子——都从顶黑暗的位置跑出来，向他聚拢过来。那人站上长椅，伸手清点着人数，又大声问了句什么。俘虏们互相指点着，最后有个人大声喊出了一句话。
“上尉” 的脸色苍白。他挥手示意他们解散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伸手将刚踏上的灰尘拂去。他望着我们，沉默良久，清清嗓子。
“请带我去看一下吧，孩子们。” 他轻声说，“是在中心公园的哪里？”
“带你去……”
我犹豫着抓住戈亚斯的袖子：我们两人对这高个子的男人，能打得赢吗？
男人注意到我的动作，思恃着掀开外套，从里袋摸出一把小刀。我以为他是要灭口了，一下怕得连哭喊的声音都发不出。“上尉” 反倒被我的表情吓到般，连忙把刀换了个方向：他捏着刀刃，将刀柄那一端向我和戈亚斯递来。
“这是我身上唯一能算武器的东西了，是砍树枝用的。” 他微蹲下身，柔声解释道，“你们不放心的话，就拿着吧。孩子们，请告诉我，是在中心公园的哪个方向？”
我的腿脚哆嗦，戈亚斯却站直了身。他伸手接过那柄匕首，放进口袋里，另一只手攥紧我的手腕。
“跟我来。” 他说，“我们带你去。那里位置很偏，如果再久一点，雪就要把尸体埋了。”
“上尉” 点点头，向我们微微欠身。
“谢谢。” 他的声音很轻，很平静。
我们和守卫打过了招呼，去到中心公园。“上尉” 熟练地脱下逝者的外套和棉衣装进行囊，又在风雪中脱下手套，用枯枝为逝者编起了无花的花环。他请求我们帮他拿着那光秃秃的花环，而他自己则背起那个比他要高的俘虏，踩着厚厚的雪，一路朝北走。走到一条沟壑边，他跪在地上，刨开雪土，权当一个浅浅的坟墓，将那个俘虏放进，又在逝者胸口摆上花环。这串动作行如流水，显然他已在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同胞。
“这样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。”
他自言自语般地用直帆语说完，单膝跪在填好土的坟前，开始低头默祷。
一路上，我和戈亚斯走过许多战场，见过许多人死去，可我们经历的第一场正式葬礼却给了我们的敌人。战火烧得太快，我们跑得太急；敌人也是。如今我们逃到了一个远离战火的地方，这里节奏很慢，让我们有足够时间来送别每一个生命。
“上尉” 作完了祈祷而站起身来，我和戈亚斯对上他微红的眼睛。他看着我们俩，嘴唇翕动，几次张口想说什么，却又没有说出口。
雪花像灵魂的碎片从地面升向天空。
“我们要回去了。” 戈亚斯说，“午休时间要结束了。”
他从兜里掏出那把匕首，递回给 “上尉” 。
男人接过它，又唤住我们。
他解开几层外套，从贴着衬衫的马甲口袋里翻出一小块牛皮纸包着的长方形。一层层锡纸和牛皮纸剥开，竟是一板巧克力。
“是我之前在一个被轰炸过的杂货店废墟里找到的。” 他把它递给我们，解释道，“请吃掉吧，孩子们，谢谢你们。”
糖果的甜蜜味道钻进我们麻木了太久的鼻子，冰冷而香得刺人。我甚至没考虑这块巧克力有没有毒——只要能吃上一口，就算下一秒被毒死也是十足幸福的死法了。戈亚斯显然也是这么想的，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捧过那板巧克力。他手指稍微用力，将它掰成了三小块，用牛皮纸包好，给了我一块，又将另一块还给了 “上尉” 。
“我们一起吃吧。” 他说，“这是直帆的传统。有人死了的话，是要办宴席的。现在，我们得一起吃。”
说着，他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，没有嚼，而是盯着 “上尉” ，像是干了杯一样。“上尉” 犹豫片刻，点点头，也将糖果咬进嘴里。我也将这宝贵的糖咬下一小块。
那是糖，比草根要甜太多倍的巧克力，在舌头和喉咙间化为温暖的热流。我太久没吃到这样的真正的食物，忍不住高兴地笑起来。戈亚斯显然也有和我同样的感受，咧开嘴笑。
“好惊人，巧克力居然是这么好吃的东西。”
“你们也喜欢吃甜食。” 比起对巧克力，男人好像对我们的反应更有兴趣，“我弟弟妹妹们也是。当时他们听说直帆的巧克力好吃，还问我能不能带点回去。”
“他们多大？”
“大约……比你们小一点点，有两个和你们同岁……吧。”
“在苏瓦克？” 戈亚斯问，“那里也和这边差不多吗？”
“上尉” 摇了摇头。谈及故国和战况，他就会和所有的大人一样，沉默地微皱起眉头。戈亚斯耸耸肩，也没有什么继续深究的意思，一心一意地回味着那一小口巧克力。
待到糖果的味道彻底地消失在我唇齿间了，戈亚斯才把剩下的那一小块放进衬衫里袋藏好，站起身来。
“你以后不要再来我们保育院讨吃的了。” 他说，“我们那里真没有吃的。我们那儿还有小孩子。你总来要，玛尔塔老师她们都不让我们随便出来了。”
“抱歉……”
“你一直会在那个教堂的话，” 戈亚斯顿了顿，“我们可以去那里找你。你只是想找到一口吃的，对吧？保育院里可没有吃的，好吃的东西都在林子里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可以带你去找。苍石——有很多很多粮食。”
tbc.